副高级专员在人权理事会上就消除影响妇女领导建设和平工作的障碍发表讲话

副主席女士，

各位阁下，

尊敬的小组成员，

首先，我想强调今天上午高级专员所描述的严峻全球局势。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称之为“存亡威胁”之际——我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处于历史上一个独特而脆弱的节点，站在悬崖的边缘。军事力量可以起到威慑作用。但有无数例子表明，它未能阻止冲突并实现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预期目标，反而导致戏剧性的意外后果。

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投资于外交的力量。外交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主要工具。它可以决定发生战争还是实现和平；决定施加影响还是被践踏和忽视；决定选择可持续繁荣，还是采取既破坏环境又损害尊严的剥削行径。

显然，代表性至关重要。外交官应当是其社会最优秀的代表，从最广泛的人才库中选拔产生。他们还必须能够反映并凝练全体人民的需求、权利和生活境况。

但他们做到了吗？

一代又一代来自各种背景的妇女们投身于外交事业。摩洛哥的哈莉玛·瓦尔扎齐（Halima Ouarzazi）和乌拉圭的贝莱拉·埃雷拉（Belela Herrera）均于近期离世，她们是我们深切缅怀的众多典范中的代表。在那个外交领域主要由男性主导的时代，她们都将一生奉献给了外交、多边主义和人权事业。

目前，全球仅有30位女性外交部长，占比仅为15%。在全球范围内，女性大使仅占20%。

妇女的贡献及其平等参与的权利往往被忽视和削弱。女性外交官仍面临多重障碍，尤其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以及在最高职位上。

鉴于冲突和危机对妇女造成严重且差异化的影响——以及她们更易受到经济冲击——这种歧视损害了这些关键的外交进程。事实上，如果妇女不能在谈判桌上享有平等的地位，我们所有人都将蒙受损失：这就是25年前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第1325号决议的背后动因。

一再有研究表明，妇女担任外交领导职务能带来效益。联合国妇女署十年前进行的一项全球研究表明，妇女参与和平进程可以使和平协定至少维持两年的概率提高20%，维持15年的概率提高35%。数据一目了然。

对冷战结束后40个和平进程的分析显示，当妇女在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时，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要高得多。研究还表明，性别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更可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无需诉诸武力。

然而，尽管这些优势显而易见，但正如这些数据所示，在与战争相关的决策以及和平谈判中，男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仍然是常态。

与此同时，多年来依靠微薄经费开展和平建设工作的女性人权维护者和妇女领导的组织，正面临严重的经费削减，整个项目都岌岌可危。

多国针对妇女、女童以及性别多元群体平等权利的反对行动，正呈现出组织化、资源化和公开化的态势。

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包括与冲突相关的性暴力——呈上升趋势。而且，我们看到妇女因敢于发声而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

这一现状亟须改变。

在哥伦比亚，联合国人权办与土著社区和当地社区紧密合作，确保在关于妇女、和平和安全的国家行动计划中进行广泛而富有意义的磋商。

在刚果（金）东部，我们协助成立了一个由来自刚果（金）、布隆迪、卢旺达和乌干达具有影响力的妇女组成的团体。她们共同制定了一份解决冲突根源的路线图，并提交给罗安达调解进程。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培训了100多名在17个地区开展工作的妇女调解员。

在埃塞俄比亚，我们通过培训和倡导活动，为超过120名女性领导人参与和平建设提供了支持。

在苏丹，我们继续促进妇女参与日内瓦的和平谈判。

在叙利亚，我们助力提升了女性人权维护者在过渡期正义中所发挥的作用。

正如《新和平纲领》所述，确保妇女平等参与所有决策，并改变和平与安全领域基于性别的权力动态，将为实现持久和平带来“巨大进展”。

值此女外交官国际日之际，我呼吁所有成员国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促进妇女的有意义参与，并在和平与安全以及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级决策中实现性别均等。

我期待听取我们富有启发性的小组成员的发言，其中包括多位女性以及一位非常坚定的男性盟友，他们都深度参与了和平建设工作。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