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约》60周年纪念：维护正义与安全的承诺

联合国人权事务主管福尔克尔·蒂尔克（Volker Türk）表示：“六十年前，联合国会员国一致通过了这两项伟大的人权公约，代表着各国将法律效力赋予了《世界人权宣言》所列明的各项原则。”    

2026年9月17日，人权理事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期间在万国宫举行了一场高级别小组讨论，以纪念《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通过60周年。这两项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获得通过。联合国人权办的宣传活动“《公约》60周年纪念：对人类尊严的承诺”将从今年的12月16日之前开始并一直延续至其后。

蒂尔克表示：“在经历了20世纪战争和种族灭绝的剧烈动荡之后，各国认识到，必须设计一个足够强大的体系，以维护各个地区和不同世代的人权。”

将《世界人权宣言》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花了近20年时间。冷战造成的分裂导致原本的一份草案被拆分为两项条约，但两者在同一项决议下获得了通过。     

讨论小组成员、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徐昌禄（Changrok Soh）表示：“最重要的是，这些权利是防止滥用权力的保障。无论各国的政治环境或权宜之计如何，《公约》都对其行为设定了限制。”

六十年来的影响

讨论小组成员、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兼经社文权利委员会前主席菲利普·阿尔斯顿（Philip Alston）表示：“这一套准则起初相当开放，在有些方面并不是特别清晰，执行安排也十分简陋，但现在已发展成一种非常坚实的规范共识，支撑着人权体系以及一个非常坚实和有效的条约机构系统。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就。”

从这两项公约发展出了一整套架构，包括七项进一步的核心条约、各条约机构、联合国人权办以及人权理事会本身。

蒂尔克还指出：“这两项公约尤其启发了美洲、非洲和欧洲的人权体系，以及东盟和阿拉伯人权宪章。从哥伦比亚到菲律宾、罗马尼亚、南非以及更多国家，许多国内法律都借鉴了这些条约的措辞。”

两项公约都有其专门的监督机构：负责《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以及负责《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均由18名独立专家组成。缔约国定期向委员会提交报告，并在公开对话中接受审议，最终形成建议；委员会还通过一般性意见对条约进行解释，对于已接受任择议定书的国家，委员会还受理声称自身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申诉。

蒂尔克解释了两个委员会如何通过将公约适用于新的事态发展和新出现的问题，来确保公约持续具有现实意义。他举例道，例如，在2020年，人权事务委员会明确指出，和平集会权适用于在线集会；2019年，该委员会认定，如果人们在返回原籍国后将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命威胁，各国不得将其驱逐回原籍国。

蒂尔克还指出：“2017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表示，各国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工商企业侵犯人权。如果民众确实遭到企业侵害，国家有责任为他们提供有效的补救。”

讨论小组成员、经社文权利委员会主席普丽蒂·萨兰（Preeti Saran）表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启发了世界各国的国内法院和宪法将社会经济保障视为与生命权相关联的可强制执行权利。

徐昌禄认为，这两项公约改变了国际人权格局，包括将权利从慈善转变为法定权利、从受益人转变为权利持有人、从权利分级转变为各项权利不可分割且相互依存、从抽象的原则转变为具体的补救、从国内问题转变为国际正当关切。

不可分割性：未竟的承诺

蒂尔克表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与公民及政治权利同样重要，所有这些权利相互依赖，能够为促进更大的社会凝聚力、更高的机构信任以及更强的稳定性这一良性循环做出贡献。

然而，阿尔斯顿表示，在实践中，这两组权利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整个体系仍然完全以公民及政治权利为关注主导。

阿尔斯顿指出，普遍定期审议的建议中只有约20%涉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而且其中大多数是通用建议。这些权利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几乎得不到关注。

阿尔斯顿表示：“当我们在许多国家努力应对卷土重来的民粹主义时，当我们努力应对世界各地劳动者生活水准降低这一问题时，[…] 人权的回应非常无力，因为经济和社会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或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