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利瓦认为，委员会能够坚持四十年屹立不倒自有其逻辑。她表示：“我们取得的第一场胜利就是保持希望。如果我们失去希望，就等于输掉了这场抗争。”但我们始终心怀希望。”

阿尔班认为，受害者组织在这项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不是对国际人权保护系统的补充，而是其推动力。

他表示：“我毫不怀疑民间社会和受害者集体在揭露问题以及要求国家一级给出答案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这是对我们作为监督机制所做工作的不可或缺的补充。”

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于2018年审查了洪都拉斯的强迫失踪状况，2024年又进行了再次审查。两次审查均承认了已取得的进展，但也均得出结论认为结构性差距依然存在：强迫失踪仍未被编纂为一项独立罪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旧案几乎完全没有受到惩罚，机构薄弱和腐败继续阻碍着调查。

委员会已明确了洪都拉斯最亟需采取的步骤：即按照《公约》的定义将强迫失踪列为独立罪行，建立有亲属参与的独立的国家搜寻机制，并保证所有受害者获得全面赔偿。联合国人权办驻洪都拉斯办事处已将这些优先事项作为工作重点。

2024年，在办事处的技术支持下，被拘留和失踪人员亲属委员会针对在国家安全原则实施期间所犯行为提出了拟议的《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履行国际义务法》。这部纳入了过渡期正义五大支柱的法律仍在等待批准。

蒙赫表示：“预防强迫失踪需要非常具体的措施，包括运作良好的机构、独立的调查以及协调一致的国家应对措施。做不到这些，有罪不罚现象不仅会持续存在，还会不断增多。”

受害者尖叫声无法被听见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初，在距离特古西加尔巴约35公里、向北穿过阿马拉特卡山谷的道路上，阿米尔卡尔·塞拉亚上校在那里经营着一个看起来像农场的场所。但那并不是农场。

奥利瓦表示：“阿马拉特卡山谷成为了死亡、痛苦与酷刑之地。那是一个任何受害者的尖叫声都无法被听见的地方。”

曾有数百人被带到那里。该场所运作着一套残暴的系统：拘留牢房、实施酷刑的“软化”区，而在最深处则是军方口中的“屠宰场”。那里的士兵也完全清楚囚犯们将面临什么。奥利瓦表示：“那些从‘软化区’被带往‘屠宰场’的人……都将遭到处决。”

被拘留和失踪人员亲属委员会花费多年时间与幸存者一起梳理该遗址的历史，在重返现场前仔细进行准备，并反复核对证词以准确定位其位置。1987年，当洪都拉斯的强迫失踪案件被提交至美洲人权法院时，相关责任人却开始拆除这处遗址。然而，1996年和1998年，司法机关应委员会的要求介入了此事。

奥利瓦表示：“我们要求进行鲁米诺血迹检测，结果令人不寒而栗。血迹之多——仅从‘屠宰场’的墙壁中就提取出了超过25枚子弹。目睹那个场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今天，那块面积约七个半街区的场所是“对抗遗忘博物馆”的所在地。被拘留和失踪人员亲属委员会正与联合国人权办驻洪都拉斯办事处合作，推动将该场所宣布为圣地，推进《国家安全原则受害者法》的立法进程，并最终启动遗骸挖掘工作。

奥利瓦表示：“我们不是来这里哭泣的，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建设，为了留住记忆，为了不再重犯而努力……以使这个纪念场所发挥还原历史真相的作用。”

阿尔班认为，这种纪念工作并不是怀旧之举，而是一种预防工具。纪念场所的价值在于创造一种教育方式来教导社会如何预防此类现象发生。

他还指出：“博物馆和纪念场所能够使社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同理心，让人们意识到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项工作的紧迫性不仅在于历史层面。办事处关于洪都拉斯人权状况的年度报告显示，办事处记录了自紧急状态开始以来发生的20起据称强迫失踪案件，其中8起发生在2025年，均可归咎于军事和警察部队。无人被起诉，受害者仍然下落不明。

蒙赫表示：“这些家庭不仅是在寻找亲人，更是在代表整个社会坚持着维护尊严的要求。其勇气提醒我们，记忆和正义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是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的基础。”

在《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通过二十周年之际——联合国人权办发起了《强迫失踪公约》二十周年宣传活动（CED20 campaign）作为纪念。奥利瓦对绝不放弃的意义有着清晰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监督《公约》执行情况的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对其使命的认识也同样明确。

这一信念已转化为实际行动：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在每一届会议开幕时都会无一例外地安排专门时间直接听取受害者个人或集体的声音。这提醒着人们《强迫失踪公约》二十周年宣传活动的核心：受害者优先，立刻采取行动。

阿尔班还指出：“这是一则温馨提醒，提醒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些工作，以及为什么尽管条件艰难，我们仍必须以极大的决心坚持下去——因为还有太多未竟之事。”

对奥利瓦来说，遗忘意味着投降。

她表示：“我们不愿放弃追求真相和正义。遗忘和原谅是有罪之人的图谋。”

在欧盟的财政支持下，联合国人权办在洪都拉斯开展了诉诸司法与加强法治领域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