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琳·范蒂尔（Celine van Till）曾经是一个害羞的女孩，总是被人说她不属于运动场。

她表示：“我经常被晾在一边，因为其他男孩总是声称自己比我更强壮、更聪明。除了家人，没有人相信我，我不得不奋力在体育运动和生活中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

如今，范蒂尔是一名残奥运动员，并曾获得残疾人自行车项目的世界冠军。但她很早就明白，入选队伍并不等同于被重视。

范蒂尔表示：“对于个人项目，我们几乎从来拿不到报酬。”

她看到，女教练尽管做着同样的工作，职责和贡献也与男性同行相似，却拿不到同等的报酬。

范蒂尔参加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人权理事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小组讨论会，主题是加强努力在体育领域以及通过体育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这场讨论以人权理事会去年通过的第59/17号决议为基础，该决议敦促各国缩小薪酬差距并在体育领域以及通过体育提高女性的参与度、代表性和权能。

体育与人权中心首席执行官玛丽·哈维（Mary Harvey）认为，赞誉与价值之间的差距正是女子体育的显著特征。

她表示：“妇女和女童在体育领域的现实处境是一个悖论。当我们为她们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喝彩时，场下却依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权力动态问题、有害成见和系统性排斥。”

经济数据说明了一切。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阿瓦·达博（Awa Dabo）指出，去年，女子精英体育的价值至少达到23.5亿美元。

她表示：“然而，获取这些经济收益的机会仍然非常不均衡，通过体育增强妇女和女童经济权能的效果也明显不如男性。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此辩解。”

哈维表示，不实现同工同酬，不利因素就会不断加剧：女运动员被迫兼顾多份工作，从而挤占了她们训练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卡塔尔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玛丽亚姆·宾特·阿卜杜拉·阿提亚（Maryam Bint Abdullah Al-Attiyah）认为，女子体育未能获得应有的承认仍然是最重大的挑战之一，这体现在薪酬和机遇的差距、投资和赞助的不足以及妇女在领导和决策职位上的代表性不足。

哈维表示：“如果妇女仅能在极少数国际体育联合会担任主席职位，那么体育领域的决策制定就缺少了女性的声音。”因此，各国政府和体育组织必须执行由平等驱动的举措、法律和国家行动计划，确保女性不仅出现在赛场上，更要出现在体育治理和决策的所有环节。”

国际劳工组织成员薇拉·露西娅·艾萨克·帕奎特-佩迪冈（Vera Lucia Isaac Paquete-Perdigão）认为，答案在于采取集体行动，结社自由和集体交涉是运动员劳动权利的基石，并表示这对于女运动员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尤为重要，这在女子足球中已有所体现。

增强权能与保障安全密不可分

哈维指出，仅靠薪酬和代表性是不够的，如果比赛场地本身不安全，一切都无从谈起。

她表示：“没有安全，平等就毫无意义。如果妇女和女童在赛场上和网络上遭受歧视、骚扰和虐待，就谈不上增强她们的权能。”

她表示，保障安全不仅仅是为了预防伤害，更关乎创造条件，让女童们能够安全地进入体育领域、留在其中并茁壮成长。

哈维表示，旨在保护运动员的体系时常让其失望。在体育界的性虐待幸存者和举报人多次表示旨在处理侵犯行为的渠道既不安全也不奏效之后，体育与人权中心制定了《补救路线图》作为其指导方针。哈维表示，中心的核心观点是，安全体育是一项基本权利。

帕奎特-佩迪冈阐述了新的国际指导方针可能带来的改变。今年3月，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关于预防和消除职业运动员遭受暴力和骚扰问题的指导方针。

帕奎特-佩迪冈表示：“[其呼吁] 制定并实施如报告机制等注意创伤问题的保护政策和程序，并推动对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遭受暴力和骚扰的零容忍。”

她还指出，指导方针还列明了妇女往往被迫放弃的保护措施，例如充分的产妇保护和育儿假期、产假后重返赛场的权利，以及为面临比赛压力、公众监督、职业生涯突然中断风险以及暴力和骚扰等问题的运动员提供精神健康保障。

哈维从人的角度阐述了生育保障问题，呼吁提供有尊严的保护措施，如普及产假，从而让妇女永远不必在孕产和运动生涯之间做出选择。

阿提亚则认为，这是一项体制责任。她呼吁营造安全且包容的体育环境，打击歧视、暴力和骚扰，并加强保护、问责和支助机制。